大别山下，穿越重重关山踏上漫漫征程的优秀青年

　　本报记者完颜文豪、徐海波、张典标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开国大典上，63岁的湖北黄冈人董必武站在毛泽东身旁。他是唯一与毛泽东一起参加了党的一大，又一同参加开国大典的人。

　　与董必武一样，当年怀揣救国救民理想从大别山下的家乡出发，穿越重重关山踏上漫漫征程的优秀青年中，同为党的一大代表的陈潭秋，与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一起，生命已定格在6年前的新疆；爱国诗人闻一多，3年前因“拍案而起”，在昆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回龙山下的林育南、林育英兄弟，为建立新中国献出了一切却没能看到新中国的成立……

　　看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黄冈人，47岁的胡风正在为崭新中国而创作，他高呼“时间开始了”；64岁的熊十力正隐居在广东番禺观海楼，不久后这位著名哲学家、新儒学理论奠基人就接到了董必武和郭沫若的联名邀请电报；48岁的王亚南正激动地拥抱新中国的诞生，他刚经中共地下组织安排，从香港来到了北京，在清华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

　　60岁的李四光，还身在海外，他在当地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激动得热泪盈眶，决心回来建设新中国。为了冲破重重阻挠，李四光秘密渡过英伦海峡到法国，再抵达瑞士，踏上了曲折的回国之路。

　　百年前，这群鄂东青年为了救亡图强的共同目标，先后走出大别山南麓，沿着不同的人生轨迹，寻求理想的救国之路，他们或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救国道路，或致力于科学救国，或投身于教育救国……

　　新中国的成立，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是人民和历史的最终选择。历史开启了新篇章，这群鄂东青年犹如黄冈境内六水并流汇入长江，最终殊途同归，汇聚到建设新中国洪流中。

　　时代之问：中国该往何处去？

　　1919年5月底，一封信从北京送到了大别山南麓的回龙山下，收信人林育英读得“有时高兴地笑了，有时咬着牙齿生气，最后鼓起劲来决定干”。

　　信中，堂弟林育南向他介绍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事，他号召林育英“在乡下也干起来吧”。

　　同一时期，20岁的闻一多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参加五四运动后，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懵然如梦，或则敢怒不敢言……独一般学生敢冒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

　　青年在五四运动中觉醒的时候，陈潭秋与董必武在上海相识。当时，陈潭秋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而住在渔阳里的董必武，受到同乡李汉俊的影响，开始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之后他们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开始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彼时的中国正处于由迷茫走向觉醒的年代，国家命运决定着个人命运，以他们为代表的先进青年思索着一个问题：“中国该往何处去？”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李四光、闻一多、王亚南、熊十力……这些黄冈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回答这个时代命题。

　　此时，30岁的李四光刚从英国伯明翰大学毕业准备回国，途经巴黎时，他创作了我国第一首小提琴独奏曲《行路难》，传递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黑暗中艰难前行，对光明充满信心的激昂之情。

　　早在16岁时，在日本留学的李四光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熏陶，成为孙中山在日本组建同盟会时的第一批年轻会员。袁世凯上台后，他感叹“革命理想无法实现，一时找不到出路，陷于彷徨之中”。1913年，他远涉重洋，到了英国伦敦学习地质学，探索科学救国之路。

　　与李四光同为“黄冈四杰”之一的熊十力，青年时在湖北新军中组织秘密社团，奔走于推翻帝制的反清革命，后参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目睹鼎革以还，世风日下，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深感“革政不如革心”，为认清“中国何由停滞不进”，决心弃政从学，研读儒佛，以探讨人生的本质、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

　　这是熊十力一生中重要的转折。此后，他以《易传》为宗，独创“新唯识论”的哲学体系，成为当代新儒家的创始人。面对迎面而来的西化思潮，他以“掉背孤行”的精神全力抗衡。

　　五四运动两年后，21岁的王亚南考入武昌中华大学学习教育学。这位黄冈青年受到当时“教育救国论”风潮影响，以此作为救亡图存的突破口。然而，1927年大革命失败，投笔从戎的他为残酷的现实感到迷茫和心痛。由于生活所迫，他从上海辗转到了杭州栖身大佛寺中。

　　在这里，他遇到了同样刚刚大学毕业、生活无着的郭大力。两人一见如故，谈论起国家前途，王亚南问：“你读过不少政治经济学著作，依你看改造社会应当从何入手？”

　　郭大力告诉王亚南，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我意改造社会，应从经济制度着手。”王亚南深感赞同。两人拟定了“大佛寺计划”，商定一起翻译《资本论》等经济学名著。

　　潜心翻译《资本论》的王亚南被誉为“一个非常刻苦的学者”。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伏案工作一两个小时，然后外出散步，回来用完早餐后，继续工作。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大革命失败第二年，闻一多出版了诗集《死水》，用“一沟绝望的死水”来形容当时满目疮痍、腐败破落的旧中国。

　　要知道，这位爱国诗人在国外留学时，还曾满怀激情写下：“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其实，这一沟绝望的死水下已然暗潮汹涌，新的希望正在泛起涟漪。

　　　星星之火：最早的农村党组织

　　“1921年夏天，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学校的楼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9个临时寓客……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陈潭秋故居纪念馆内，保留着他写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

　　这湖北口音里就有3人来自黄冈——35岁的董必武、25岁的陈潭秋和27岁的包惠僧。

　　开完一大回到武汉的陈潭秋，与一心想要教育救国的胞弟陈荫林，有过一段“道路之争”。有一次两人下棋，北京大学毕业的陈荫林说：“有一个德国家庭，父亲是保守党，哥哥是社会民主党，弟弟是共产党，各人参加自己的政治活动，回家只谈家事，不言政治。”

　　陈潭秋并不灰心，有意与陈荫林回忆家庭的衰败和家乡的凋敝。两人开展了一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争论。

　　到了开学季，陈荫林把接到的学校聘书一一辞退。“这些现实教育了我，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中国才有出路。”他最终放弃教育救国，投身于湖北的农民运动，并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就在中共一大召开前，恽代英、林育南在回龙山下八斗塆成立了具有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组织共存社，在沉沉黑夜中燃起湖北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火种。得知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他们主动取消共存社，自发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春天，八斗塆党小组宣布成立，成为我国最早的农村党组织。

　　星星之火刚刚点燃，反动派的镇压就朝着陈潭秋、董必武家乡扑来。

　　在位于黄冈市黄州区陈策楼村的陈潭秋故居纪念馆，馆长丁海舟向记者讲述一段往事：革命年代，国民党反动派密谋抓捕陈潭秋，却找错了村子。听到枪声的陈潭秋立即撤离，家人躲到了山上。他们再回来时，看到被反动派烧毁的房屋，只剩下一个石门框。

　　这不只是一家人的劫难经历。红安县城发生了同样的悲剧。

　　“蒋介石派人一把火把房子烧了，就连院子里的一棵石榴树也砍了。”站在董必武故居里，董必武侄孙董绍刚指着重建的几间灰砖房说，“那一次家里30多口人东逃西散，有的跑到乡下亲戚家，过起隐姓埋名的日子。”

　　这更是一个党的艰难岁月。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现在生活也很困苦的，绝不是一人一家的问题，已成为最大多数人类的问题（除极少数人以外）了。”1933年，陈潭秋在写给三哥和六哥的一封亲笔托孤家书里这样说。为了解决“最大多数人类的问题”，他奋斗至死。

　　1950年初，陈鹄站在学校布告栏前，盯着一则“小豆腐块”消息。多年来，他内心残存着父亲还活着的希望，在那一刻彻底破灭了。

　　他还记得，上面写着“杀害陈潭秋等烈士的罪犯伏法”。

　　陈鹄一直期盼着和父母相聚，抗战爆发后，他只知道母亲牺牲的消息。1942年，他找到董必武打听父亲的下落。“董老告诉我，他们在1930年代就分别了，之后再也没见过面，只知道父亲去了苏联。”陈鹄回忆道。

　　陈鹄当年不知道的是，红军长征后，父亲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后来赴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1939年奉命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

　　当新疆军阀盛世才走上反苏反共道路后，陈潭秋被捕，1943年被秘密杀害于狱中。这一消息很长时间不为外界所知，甚至到了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还被推选为中央委员。

　　　殊途同归：时间开始了！

　　“他首先不问政治，如果要问政，就是参加共产党。”6月16日，71岁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家闻黎明，在家里向记者讲起爷爷闻一多的往事。

　　30多年前，闻黎明决定重新认识自己的爷爷，为此他不但埋首旧纸堆，还重走了闻一多当年赶赴西南联大的路线。

　　闻黎明告诉记者，1944年，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后，身为西南联大教授的闻一多已在公开批评国民党。彼时，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华岗到昆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开展统战工作，闻一多成为其争取的重点对象。

　　与华岗的接触中，闻一多开始了解到共产党的政策，逐渐有了参加共产党的想法。“华岗告诉闻一多，当时需要顾全抗战大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如果你加入共产党，就会被戴上红帽子，比不上你在党外说话更能发挥作用。”闻黎明说。

　　1946年7月，民盟负责人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当即通电全国，控诉反动派的罪行。4天后，他在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为建立新中国洒尽了最后一滴血。

　　1949年，蒋介石曾派人劝说熊十力去台湾，被熊十力断然拒绝。这年5月，熊十力得知武汉解放的消息，激动地在记事本上大书“解放了”三个大字，并用红笔予以圈点。

　　不久后，胡风参加了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这位从黄冈蕲春县走出的诗人，见证了崭新历史的开端。他激动地写下《时间开始了》长篇政治抒情诗，礼赞新中国的成立：

　　“一刹那通到永远——

　　时间

　　奔腾在肃穆的呼吸里面

　　……”

　　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辗转数月回到祖国，科学强国抱负有了施展的舞台。“一五”时期，“工业血液”石油十分短缺，当时盛行“中国贫油论”“东北贫油论”的悲观论调。

　　中国走煤炼油工业的路子，还是弄清楚国内油气资源、走开发天然石油的路子？毛主席和党中央迫切希望心中有个底，以便制定合理的能源政策。毛主席曾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啊！”

　　李四光依据科学理论，明确判断中国油气资源蕴藏丰富，提议抓紧做好全国范围内的石油地质勘探，打破偏西北一隅找油的局面。最终，我国地质工作者勘探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等油田，甩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李四光长期掩藏在心中的一个愿望。他曾对夫人许淑彬说：“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但很长时间以来，他自认为条件不够，没有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后来，他经过认真考虑，于1957年正式提出入党。

　　曾培养出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知名学人的熊十力，最终受邀北上任教于北京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他自觉垂老时光不多，在10多年间笔耕不辍，写下《原儒》等十多部著作。

　　作为中华文化的守护者和阐扬人，他以对中国哲学的新理解、对中国文化真精神的发掘，而使中国文化获得新生命，以东方哲学之精华而对应、会通西学东渐的文化趋势，以对中国文化的创造性阐发而保卫中国文化精神，重新发现并肯定中国文化的价值，找回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曾经立志“教育救国”的王亚南，在新中国成立后，被中央任命为厦门大学校长。

　　担任校长期间，王亚南爱才惜才，是一位“懂得人的价值的经济学家”，日后的厦门大学成为“南方经济学重镇”。

　　在厦大，王亚南把当时生活无着落、正在摆小摊的陈景润，安排在厦大图书馆，只让他专心研究数学。几年后，在华罗庚和王亚南力荐下，陈景润被调到中科院数学所，从事数论研究，最终摘取哥德巴赫猜想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王亚南不愧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家，他懂得价值论，懂得人的价值。”作家徐迟在报告文学中写道。

　　1957年，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者，王亚南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他才知道：在一次华东区的省委书记座谈会上，毛泽东曾问福建来的同志：“王亚南入党了没有？”福建的同志说，“还没有”。

　　毛泽东便说：“你们不敢介绍啊？我介绍！”

　　百年见证：盛世如先烈所愿

　　“红安的革命烈士是10万人还是8万人？民政部门有没有统计？”1956年4月，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第一次回乡探亲时，询问红安县负责同志。

　　得到的回复是：经调查登记，共14万人。

　　“嗯！14万烈士，红安为革命献出了14万优秀的儿女！”董必武沉重地说：“他们是红安人民的骄傲，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

　　这里山山埋忠骨，革命年代曾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三支红军主力，走出了223名共和国将军。

　　同样是那次调研，董必武在与群众促膝长谈时说：“人民群众是革命的本钱，过去打江山，我们是依靠群众；现在搞建设，我们同样依靠群众。”

　　然而，长期以来，红安是集革命老区、资源匮乏区、贫困地区、优抚集中区于一体的国定贫困县。就连整个黄冈，也是全国重点特困地区——有6个贫困县、892个贫困村、102.8万贫困人口。

　　红安有什么资源优势？当地人能叫得出口的，只有名为“红安苕”的红薯，曾是与井冈山的“红米饭、南瓜汤”齐名的红军粮。

　　今年62岁的老支书姚芳余，却不愿提起过去吃红薯的苦日子。在红安县杏花乡龙潭寺村，他站在红薯育苗大棚前回忆说，小时候粮食不够吃，家家都拿红薯当粮食，一天最少吃两顿，“吃伤了”。

　　村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粮食够吃了，姚芳余开始收村里的红薯，开着手扶拖拉机送到武汉卖，一趟能赚200元，当时在工地做工一天才赚1块钱。

　　姚芳余旁边的育苗大棚，属于红安县瑞沣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党的十八大以来，红安县把“红安苕”作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合作社理事长姚峰通过发展红薯种植、种苗加工、龙虾养殖、乡村旅游等产业，带动当地9个易地扶贫搬迁点的贫困户就业增收。

　　2013年，周德顺从水产养殖转型红薯种植，跟朋友到红安承包土地，由于不懂种植方法，第一年就亏了约300万元。

　　之后，湖北根聚地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德顺，寻找科研院所改良品种，投入1000多万元，把传统不稳定的地窖储存红薯方法，变成智能的仓库储存，解决了工业化生产的原料储存难题。

　　2017年，他们参与到红安的产业扶贫中，跟24家合作社建立合作，带动村民种植红薯12600亩，由承包种植转型为合作种植，为农户提供种子标准化服务、聚焦品牌和销售，发挥企业的特有优势。

　　近年来，他们通过研发将红薯加工成高附加值的生全粉，让“红安苕”具有更大的市场想象空间。

　　2020年，黄冈6个贫困县全部摘帽，百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更大的变化正在这片土地上悄然发生。

　　5月下旬，麻城市堰头垸村下着小雨，一座干净的庭院屋内，摆放着当地的土特产和工艺品，两间小屋内放置着直播设备。

　　周红英是这个村的网红“带头人”，她年轻时到过武汉、广州等城市打工，2011年回村开起小超市。刚开始，她帮村民网购，后来参加了当地政府组织的电商培训，2016年尝试在网上卖山货。

　　开店4个月就赚了3000多元，周红英回忆起来仍然很激动。到了2018年，她已积累1000多个客户，当年赚了5万元。一年后，她又试水直播卖货。如今，年营业额达到二三十万元。

　　堰头垸村支书杨作柱介绍，从去年开始，麻城市重点打造“网红经济”，村里100多位妇女借着政策东风，成为带货网红。这些妇女逐渐忙碌了起来，每年能为家庭带来数万元收入。

　　1919年，闻一多在家书中写道：“故每归家，实无一日敢懈怠，非仅为家计问题，即乡村生计之难，风俗之坏，自治之不发达，何莫非作学生者之责任哉！”

　　改革开放后，由于巴河黄沙市场走俏，闻家铺村形成了采沙、运沙、卖沙等一条龙产业链。“我们说挖的沙不叫黄沙，都叫黄金。”村支书徐章洪告诉记者，后来村民环保意识逐渐增强，从以前“靠沙吃饭”，转型进入建筑行业或在当地造船厂做工，每年能赚七八万元，村里盖起小洋楼。

　　今年以来，黄冈提出以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破、发展突围，破“固步自封”之冰，突“县域经济不强”之围，打一场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战、攻坚战。

　　在此过程中，罗田县正围绕板栗、甜柿、中药材等特色支柱产业，加大新产品研发、新营销模式创新力度；团风县推动钢结构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打造武汉城市圈创新成果转化区；黄梅县打造新能源、新材料两个百亿产业，加快“新树长强枝”；武穴市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百年间翻天覆地的变化，已让闻一多忧思的“乡村生计之难”成为历史。

　　本文采写参考了《陈潭秋传记》《李四光传》《王亚南传》《熊十力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