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地上读懂中华文明

　　国家文化公园是一种中华文化标识，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

　　把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好，我们文化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我们的文化标识，我们民族的这种重大的文化符号、最重要的文化形象就出来了

　　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这5个国家文化公园，纵横交错，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横平、竖直、弯折钩，

　　写出的就是中国的这个“国”字，每一画都光彩万里，每一画都写在血脉灵魂里，代表了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灿烂辉煌的文化和民族

　　人物简介

　　韩子勇

　　韩子勇，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总协调人、长城组协调人。主要从事文化、文艺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历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馆长，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主任等。文学理论专著《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作为出品人、总策划、艺术总监、编剧的多部舞台剧及影视作品，获文华奖、中央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等。

　　在中国北方，从鸭绿江口到新疆，历经2000多年的长城，是世界上规模、体量最大的线性文化遗产。

　　在青藏高原，有黄河、长江共同的源头，千里江河龙腾虎跃，孕育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在华夏大地的南北方向，大运河横跨黄河和长江流域，描绘出中华古典文明的农耕本色。

　　将视野转到东南和西北，这里贯穿着一条象征中国革命胜利的长征之路，赓续着代代相传的红色血脉。

　　“它们都是最重要的中华文化标识，是超级符号，如同中华民族的族徽、门楣、梁柱。”作为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总协调人，韩子勇如此向记者描绘了他心中的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长征。“它们贯通我们辽阔的疆域和历史，所走过的，是一个伟大文明的深沉足迹，每一步、每一笔都光耀万里，写出一个大大的‘国’字。这个‘国’字的每一笔，交织穿插、巧妙布局、命运与共，无法打散、拆解、分离，被牢牢焊在一起，如同中华建筑的榫卯结构，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共同体。”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首次提出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2019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此后，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5个国家文化公园先后开始建设。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战略性工作，是关乎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文化工程。”韩子勇说，“我们一定要重视优秀历史文化传承发展，保护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根脉。”

　　主持筹备国家艺术基金

　　在文化领域，韩子勇一直在做一些具有开创意义的事情。“回头看，那些事情几乎都与文化传承发展有关。”熟悉韩子勇的很多朋友说，“他对文化有着天然的亲近感。”1962年，韩子勇在新疆出生。此后整整50年，他都在这里生活、工作。新疆地区粗犷的大地和交融的文化，给了韩子勇厚重的精神滋养。“新疆使我看到了中华文化内容之丰富、历史之悠久。”韩子勇说，“新疆拉大了我的文化尺度，特别是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

　　在新疆期间，韩子勇长期在宣传文化部门工作。上世纪90年代后，他指导、组织、策划、创作了一系列大型舞台艺术作品，还曾担任全国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评委。一直为外界所称道的是，在文旅产业勃兴时，韩子勇受新疆阿勒泰地区行政公署所托，组织创作了歌舞剧《阿嘎加依》。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将哈萨克族文化艺术搬上舞台的大型歌舞史诗。此后，韩子勇又深度参与新疆艺术中心项目的创意设计，该项目是目前新疆体量最大的单体公共文化类建筑，被称为新时期新疆建筑的典范之作。

　　2012年，50岁的韩子勇离开新疆，来到北京，担任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党委书记、副董事长。2013年7月，韩子勇受命筹备国家艺术基金，担任国家艺术基金首任主任、法人代表。

　　国家艺术基金是一项新生事物，韩子勇将其称为“一项有挑战性、创新性的事业”。在原文化部和基金理事会的领导下，韩子勇主持了国家艺术基金的制度理念、资助结构、运行程序的设计、论证和运行管理。2013年12月30日，国家艺术基金正式成立。据统计，国家艺术基金设立10年来，资助艺术人才培训项目922项，培养各类艺术人才2.7万人次，资助优秀舞台艺术作品演出和美术作品展览项目1161项，演出展览地点遍及国内各个省(区、市)，现场观演观展观众约1500万人次……在持续推进艺术事业繁荣的同时，推动优秀艺术作品在更大范围共享。

　　填补没有国家级非遗馆的空白

　　2018年5月，韩子勇被调往中国艺术研究院，主持工作。其间，他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作为项目法人代表，完成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的工程建设和开馆运行工作，填补中国没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场馆的空白。

　　中国工艺美术馆成立于1990年，2008年搬离原址后，一直处于有馆无舍的状态，业务基本停顿。

　　韩子勇回忆，2000年后，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和世界文化交流的深化，我国的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保护利用事业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的新阶段，中国是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因此，文化界的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议建设一所包括工艺美术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为了统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工艺美术事业发展，原文化部向国务院上报了融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工艺美术两种功能的收藏、陈列、传播、研究场馆建设项目。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该项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同意立项，并列入国家“十三五”重点文化建设工程。

　　新的中国工艺美术馆选址在北京中轴线北延长线上，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处于同一地块，相互呼应。韩子勇说，中国工艺美术馆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建设同步，建筑尺度和风格也相协调，两者构成一个整体景观。

　　2022年2月5日，中国工艺美术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同时，经批准同意，加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馆名。

　　“新冠疫情3年中，施工、建设诸多不便，能完成此建筑，殊为不易。”在韩子勇看来，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生逢其时，体现了新时代新征程的优越性，是文化建设的新收获，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承担着建设文化强国的使命。

　　“上下5000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厚德载物的历史见证。”韩子勇说，中国已经建立了国家、省、市、县4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保护名录。非遗的根脉、沃野在乡村，中国的城市化已接近70%，在城市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去呈现、推广，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的建设为展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国家级平台，推动了对非遗的传承和弘扬。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韩子勇提出了《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案》。韩子勇说，时代生活推动着非遗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要高度重视非遗回归民众、回归生活，积极开展好非遗的生产化、生活化，使非遗“活”起来，见人、见物、见生活。

　　阐释好国家文化公园的时代价值

　　进入2020年，国家文化公园先后启动建设。2021年2月9日，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处正式挂牌，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正式组建。

　　据介绍，专家咨询委员会主要为相关方面提供决策咨询、政策建议，研究建立国家文化公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评议各地报审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及相关材料，积极推动国家文化公园及其建设工作的宣传介绍、说明展示，开拓性建设、引领性发展。

　　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是贯彻落实中央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举措，入选的委员涵盖历史、文化、旅游、文物、规划、艺术管理、科技、生态等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和专业管理人员。韩子勇担任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总协调人，统筹委员会工作，凝聚专家智慧，组织委员积极建言献策。

　　在专家咨询委员会内部，设立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5个专家组，每个小组有两个协调人，韩子勇同时担任长城组的协调人。

　　韩子勇说，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对探索中国式文化遗产保护新模式具有重要意义，也对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工作提出更高要求。

　　成立以来，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有两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一是对国家层面的总规以及各省的规划进行评审。此外，涉及国家公园建设范围内的非遗保护、文物保护、旅游发展、博物馆建设等专项规划，各小组的专家也要参与论证和评审。

　　二是阐释好国家文化公园的时代价值。由韩子勇主编的《黄河、长城、大运河、长征论纲》一书于2021年出版，书中深入挖掘了黄河、长城、大运河、长征的文化精神内涵，以及保护传承这些文化精神资源在新时期的重大意义和价值，以期为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提供参照和借鉴。目前，该书正准备再版，将加入有关长江的内容。同时，韩子勇还身体力行，出镜拍摄了一组讲述国家文化公园的短视频，受到网友的好评。

　　“国家文化公园的机制是创新的，我们的工作也是创新的。”韩子勇说，近年来，他不断到各地调研、参加研讨会，就是要更深入地了解国家文化公园、推广国家文化公园、建好国家文化公园，为子孙后代守护好中华民族的历史根脉。

　　对话

　　赓续千年文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五大国家文化公园集中彰显了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

　　记者：什么是国家文化公园?我们为什么要设立国家文化公园?

　　韩子勇：国家文化公园是一种中华文化标识，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文化工程。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对我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如何凝聚文化力量、树立文化自信、促进文化繁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都有战略性的部署。概括来说，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就是在打造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五个突出特性，这在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中是如何体现的?

　　韩子勇：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不是孤立的，是有深刻联系、内在逻辑的，它们起承转合、相生相继，形成整体叙述。五大国家文化公园所体现的主要价值，集中彰显了这五个突出特性。

　　例如长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建，是人类历史空间尺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项历史文化遗产。在这样长的时间里，长城协调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关于长城，我有一个比喻，它就像太极的阴阳线一样，负阴抱阳，冲气为和，生生不息，是中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一条金光闪闪的焊缝，把中华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牢牢地焊在一起，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在抗日战争中，长城升华为中华民族牢不可破的象征，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团结抗争的精神共相，也是国歌的核心意象。

　　黄河也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黄河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还具有强烈的时代价值。黄河边上、陕北高原，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领唱”《黄河大合唱》，中国革命在这里实现伟大的战略转折，写就百年党史的辉煌段落。

　　长江和黄河，像孪生姐妹一样，是中华文明基因链上的双螺旋，都发源于青藏高原，浩浩汤汤，一起孕育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农耕区域。长江、黄河为中华文明带来双重驱动机制，给中华文明上了双保险，能够确保我们文化的连续性。我们讲中华文明气韵悠长，这口“气”就是长江、黄河相互作用带来的，构成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历史演进中最重要的复调、和声。

　　大运河体现突出的创新性，可以说是人类古典社会治水、用水的最高典范，将中国传统的人工运河发挥到极致，是人类同类遗产中开凿时间最长、使用时间最长、里程最长的一条运河。大运河连接起长江与黄河，像一个巨大的秤砣，江河互济、平衡南北，维护中华一统，也称量出中华大国的辽阔和分量。

　　长征之路承载着长征精神，是中国革命的象征，从东南到西北，是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人民突破重重围困、向死而生、凤凰涅槃的一条血线。

　　纵观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它们都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象征，见证了中华多元文明相互交流、相互激荡，最终形成一体的过程，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好，我们文化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我们的文化标识，我们民族的这种重大的文化符号、最重要的文化形象就出来了。

　　为世界贡献了一份中国经验

　　记者：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哪些创新之举?

　　韩子勇：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创新了我国文化保护、传承、发展和繁荣的体制机制。过去，我们的文化工作，在体制上，是分级进行保护、建设和属地管理;在文化内容上，按文物、非遗、艺术、公共文化等分类进行管理;在属地上，按照行政区划形成国家、省、市、县一直到村的文化网。这一文化体制，对保障人民的文化权益，可以做到全覆盖。

　　但这一体制机制，也有明显缺点。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也就是常说的“广土巨族”。在这一背景下，这些中华文明的文脉，是横跨中国，超越一省一市的，这需要一种新的思路，在文化体制机制方面进行突破。

　　我们党有一个制度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党的领导在文化建设中发挥了主导性推动作用。因此，国家把长城(涉及15个省份)、大运河(涉及8个省份)、长征(涉及15个省份)、黄河(涉及9个省份)、长江(涉及13个省份)等穿过许多省份的巨大文脉文象、精神特征、文化标识，连起来做大做强，以国家级文化公园的形式呈现出来。

　　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这5个国家文化公园，纵横交错，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横平、竖直、弯折钩，写出的就是中国的这个“国”字，每一画都光彩万里，每一画都写在血脉灵魂里，代表了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灿烂辉煌的文化和民族。

　　我一直强调，在上下5000年的时间里，由这五大国家文化公园所代表的中华文脉，组成了我们精神文化上千变万化、牢不可破的“榫卯结构”。可以说，中国这种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为世界贡献了一份中国经验。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并不容易

　　记者：在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如何做到守正创新呢?

　　韩子勇：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中论述的“四个共同”，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的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指引了方向。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要靠一个一个项目、一件一件事情来具体推进的。选择什么样的项目，做什么样的活动，要从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四个共同”“五个突出特性”上入手，从而把事情做得更准确、更有价值，更能从中提炼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工程，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解决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文化强国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目前，中央层面针对5个国家文化公园已印发了相应的建设方案或建设保护规划，一些部门也出台了专项规划和方案，各省也有各自的建设规划。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以往的文化工作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的综合性、系统性。国家文化公园区域内文物遗存密集、非物质文化遗产众多，需要对区域内文物资源、文化资源、自然资源进行有效整合。长城文化、大运河文化、长征精神、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是相连、相通、相容又各具特点、各有侧重的皇皇巨著，真正读懂并把握好并不容易。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具体实践更是千头万绪，需要国家文化公园沿线各省份同心协力、实事求是、尊重规律、因地制宜开展创造性工作，避免千篇一律，这样才能够把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好。

　　四川要统筹建好国家文化公园

　　记者：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中，长江、黄河、长征都与四川有关。四川在这三大国家文化公园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对四川推进这三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您有什么建议?

　　韩子勇：长江和黄河一起被并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标志性象征。地处长江、黄河上游，四川推进这两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既承担着建设生态屏障的重任，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文化意义。

　　例如三星堆遗址，是长江上游重要的古代文明中心。“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在世界上是叫得响的，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等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文物保护修复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大国家支持力度，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今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三星堆时感慨道：“看过以后民族自豪感倍增，五千年中华文明啊，而且更期待着更长的中华文明的发现发掘。”总书记的话，不仅指出了三星堆乃至四川在长江文化中的重要意义，更是对四川如何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提出了要求。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在新时代仍然要焕发生生不息的奔腾之力。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涉及福建、江西、重庆、四川、贵州等15个省份。四川是红军长征经过地域最广、行程最远、时间最长的省份，也是长征途中召开会议最多、发生重要战役战斗最多、经历自然条件最恶劣的地区，不可移动长征文物数量居全国第一。四川在红军长征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中，四川也是主力军。我们也看到，四川在建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讲好长征故事中，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

　　在接下来的建设中，我觉得，四川要用好长江、黄河、长征的文化资源，将区域内的相关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梳理，统筹保护，不要孤立、点状地去开展建设。例如，在赤水河流域，这里既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一部分，也是长征四渡赤水的发生地，两个国家文化公园在这里交汇，如果做好了，会产生更大的示范效应。

　　四川有着非常灿烂的历史文化，积淀很丰厚。不管是历史上，还是在当下，四川在中国西南地区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四川的位置同样非常重要。在我看来，四川在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好阐述工作，一定要着重体现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这一点非常重要。

　　记 者 手 记

　　每一处国家文化公园

　　都是一部系统性“大书”

　　韩子勇有很多头衔，近距离接触后会发现，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份大气磅礴的诗人气质。他描绘国家文化公园的那些句子，常常带着诗意，诗意中又充盈着辽阔。这源于出生地新疆的文化渲染，似乎也继承自千年前的边塞诗人，韩子勇和他们都以一种超脱的视野和胸怀描绘大地中国。

　　韩子勇说，每一处国家文化公园都是一部系统性“大书”。这里面包含了历史力量的方位、节奏和力道，文明结构的布局、功能和机制，价值体系的开放、创新和熔铸，一次次凤凰涅槃，一次次升华跃进，最终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华文明。

　　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5个国家文化公园，其中包含了大地上原本就有的河流、山地、高原、湖泊、沙漠等景观，也有由人类创造的城市、农田、道路以及古迹、遗存等设施。记载它们的古籍、文献浩如烟海，它们涵养的民族精神传承至今。恢宏的中华文明就刻印在中国的大地上。作为对比，韩子勇举了一个例子，像印度河、恒河，古印度的文明上游实际在中国境内，古巴比伦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也串联起来很多地域。而5个国家文化公园全部都在中国的文化空间、历史空间，在我们中华民族现实的空间中。

　　“作为一名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者，我会尽我所能去完成这项工作，也希望全社会都能把国家文化公园放在心上。”韩子勇说，“国家文化公园会带来民族的凝聚力，在民族文化中，国家文化公园成为中心轴。”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在大地上读懂中国，在大地上读懂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