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江苏文脉精神，让中华古籍“活起来”

　　江苏文化典籍源远流长、文化巨匠灿若星河。2016年，由省委省政府直接领导，省委宣传部组织实施全省性文化发展战略工程——“江苏文脉整理研究与传播工程”，旨在全面梳理江苏文脉资源，彰显江苏文化标识。计划用10年时间，编辑出版《江苏文库》，预计总数量达3000册。截至2021年年底，已推出《江苏文库》4批出版成果740册。编纂者中汇聚了江苏各学科一批知名的专家学者，更可喜的是，有一批优秀的年轻骨干参与其中，为江苏文脉工程贡献了青春力量。

　　自豪

　　因为深深的热爱，甘于默默地坚守

　　《江苏文库》涵盖《书目编》《文献编》《精华编》《史料编》《方志编》《研究编》，由江苏省文史馆馆长周勋初担任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茅家琦等担任委员，南京大学莫砺锋、程章灿、徐小跃、徐兴无、胡阿祥、贺云翱，南京师范大学江庆柏、陈书录、赵生群、钟振振，东南大学樊和平，扬州大学田汉云、钱宗武、周新国，省社科院姜建、王卫星等知名学者领衔，其中也活跃着一批优秀的年轻骨干。

　　“这样一部全面反映江苏公藏古籍文献的巨典是前所未有的，我可以加入其中是多么幸运，感到无比自豪!”今年34岁的张小仲说。

　　张小仲工作于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现在负责《书目编》的分类排序工作。“每天，当我打开数据库，看见泱泱几十万条数据，总是心存敬畏。生怕自己才疏学浅，在书目分类工作上有所错漏。”张小仲说。

　　在古籍整理中，如果能校对前人的谬误，即使是一个字、一句话，对于编纂者来说，都有满满的成就感。

　　“‘一字之误，谬以千里’，江老师经常这样提醒我们。《史料编》有不少原书属于稿抄本，阅读过程需谨防‘踩坑’。”今年34岁的王婷现为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讲师，2017年3月加入江庆柏老师《史料编》编纂团队。

　　王婷告诉记者，平时她们撰写提要时，使用繁体输入，稍不注意会出现“形近而讹”的用错情形。比如有好几个“尭”字，应该作“堯”字，她在江老师指导下一一做了校正。2021年7月，王婷在撰写《寄归庐外集》提要时，曾记录“栟茶(南通一古镇名)有‘斤卤之乡’称谓”，江老师阅后指出：“‘斤卤’应作‘斥卤’。斥卤，指含有过多盐碱成分、不宜耕种的土地。”

　　“《史料编》的出版方式是影印，所以在选择何本为影印底本时需要费一番思考。特别是有些书，先印后印不一，看书目著录是一本书，实际内容是有差异的。”34岁的韩超是南京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日常从事南图古籍库房的管理工作，同时参与了《史料编》《文献编》的编纂工作。

　　“比如我曾写到一部《淮壖小记》，书目著录皆为咸丰五年刻本。我看到我们馆藏了三部，仔细研究后发现三部版本著录一致的书，内容竟然有不少差异。根据书前后的序、跋、题记等可知，该书至少印了三次，且每次都有内容增删。”韩超说，“最后选择的是最晚印刷的版本，此本有马寿龄为作者写的墓志铭，乃作者卒后印刷，附属内容最为丰富，且也可视作作者身后之定本。”

　　编纂过程中，一些看起来很小的事情，或一次意外的收获，有时会让编纂者喜出望外。

　　刘雅萌2019年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在《精华编》主编徐兴无教授麾下担任项目的科研秘书。

　　2019年第二届江南文脉论坛在无锡举行，开幕式上，《江苏文库》第二批成果182册图书发布。

　　“刚闭幕的时候，我拎着印有江南文脉论坛标识的袋子在南京坐地铁回学校，路上遇到一位老先生非常热情地和我打招呼，说他就是无锡人，一直都在关注这个文脉论坛，说这个论坛办得好，还聊了一些他对江南文化的理解。当时我有点震惊，没想到文脉真的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中产生了影响，更为自己参与这项工程感到深深的自豪。”刘雅萌说。

　　宫冠丽，工作于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目前参与《方志编》的整理工作。她向记者讲述了一个故事。

　　几年前，有一对美国华侨父子来江苏寻根，他们的祖上很早就离开家乡，去了美国，如今那位父亲还能说些简单的中文。他们寻遍了上海、泰州、扬州等地，最后抱着一丝希望来到了江苏省方志馆。宫冠丽刚好在选编《方志编》，把收集到的所有方志信息进行比对，终于找到了他们祖上的线索。父子俩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儿子一定要录一段视频给方志馆表示感谢。“我当时真切感受到我们做的这项工程是多么伟大，它就是我们民族和文化延续的‘根’和‘魂’，再苦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宫冠丽说。

　　“从事《江苏文库》的编纂工作，是需要热爱的，只有真正对中国古籍、中国传统文化充满热爱，才能用心地将此项工作做好。”参与《文献编》编纂的凤凰出版社编辑许勇说，“编辑出版这么一部大书，工作强度大，挑战性也极大。但是每年年底看到出版的《江苏文库》时，一年的辛苦疲惫都化为心中的喜悦，成为来年从头再来的动力。”

　　自信

　　研究得越深入，对中华文化就越自信

　　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源泉之一。江苏文化底蕴深厚，吴韵汉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年轻人对历史人物、古籍记载了解得越多、研究得越深入，对江苏文化的自信也越强。

　　今年40岁的邵天松是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承担《研究编》中江苏文化名人传系列《王念孙、王引之传》的研究编纂工作。

　　王念孙，江苏高邮人，是清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著有《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等。其子王引之，著有《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等，父子二人被并称为“高邮二王”。王氏父子作为扬州学派的中坚人物，在中国的文化学术史上，特别是在语言学与文献学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研究撰写《王念孙、王引之传》的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江苏文脉之源远流长。王氏父子运用文字、音韵、训诂等考据方法对大量的古代文献进行了整理研究，他们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开创了独具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之学、语文之学。”邵天松说。

　　今年39岁的王思豪，是澳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导，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所长。他承担了《研究编》中《方苞传》《江苏籍桐城派作家及其撰述丛考》和张惠言《茗柯文编》的整理工作。这三项任务都和中国学术史上最大的文学流派“桐城派”密切相关。“这一庞大的文派，直接继承江苏昆山归有光的古文脉络。江苏是‘桐城派’发生、繁衍与传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学术高地。”王思豪说。

　　据王思豪介绍，方苞是桐城派的开山鼻祖，但是他却生于金陵、长于金陵、受学于金陵、授教于金陵、感恩于金陵、誉扬于金陵、长眠于金陵，终其一生都与南京息息相关。

　　桐城派“中祖”刘大櫆教授江苏阳湖钱伯坰，促成张惠言、恽敬等开创江苏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阳湖派”。桐城派“三祖”姚鼐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前后二十余年，直至病逝于钟山书院，培养出了邓廷桢、梅曾亮、管同等南京文豪。

　　王思豪认为：“江苏是桐城派学术流播的一个重要枢纽，桐城派在江苏大地的成功传承，是江苏这方沃土上众多文脉繁衍生息的一个典型案例。顺长江而下、沿运河南归、从大海东来，中华文脉、世界文明在江苏这片土地上激荡交融，铸造出既个性鲜明，又具有开放、包容和集大成特质的江苏文化，‘江苏文脉’工程彰显出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世界性意义。”

　　今年39岁的武黎嵩现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目前主要承担《研究编》中名人传《柳诒徵传》的撰写工作。

　　据武黎嵩介绍，柳诒徵先生是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目录文献学家、教育家，他的著作《中国文化史》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史学科的奠基之作，开启了近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先河，该书与《昭明文选》《世说新语》《红楼梦》等一起入选《南京传世名著》。柳先生还是一位教育家，他在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任教期间培养了一批有建树的历史学人，被誉为“南高学派”，他们同时也是“学衡派”的骨干。柳先生担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前后二十余年，他将图书收藏与学术研究、社会教育相结合，开启了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特别的发展路径。

　　柳诒徵先生特别强调文化的发展，有独立蜕化与吸集融合两种形式。中国文化在最初(先秦两汉时期)主要是独立蜕化而来，在东汉以来到唐宋时代逐渐吸集融合了包括佛教在内的异域文化，形成了以宋代理学为特征的全新思想文化。这就给我们以启示，一方面要不忘本民族文化之根本，以中华文化为本位;另一方面要以宽广的胸怀吸集融合各种外来文化，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发现柳先生的文化观念仍不过时，仍是增强文化自信的一种非常科学的认识和诠释。” 武黎嵩说。

　　武黎嵩在整理文献时还发现一件有趣的事。

　　柳诒徵以国学图书馆馆长的名义写给各个单位和个人的信函，有国学图书馆、考试院的便签等，但是写给女儿女婿的家书只用无款的信纸。后来武黎嵩问了柳先生的后人，柳曾兴就回忆，“祖父公私分明，写家书家信，是不用公家的信纸的。”

　　朱承，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2016年参与《研究编》中《江苏思想史》的编纂工作。

　　据朱承介绍，在秦汉思想中选取了刘安及其《淮南子》，两汉经学选取了刘向、刘歆父子，在道教兴起的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选取张道陵、葛洪、陶弘景等人，在佛教中国化的六朝至隋唐时期选取了法融、道宣、湛然，在宋明理学时期选取了胡瑗和王艮，在明清之际的思想大转变时期选取了顾炎武，在清代经学、朴学时期选取吴派、扬州学派、常州学派，在晚期新学时期选取王韬、冯桂芳、薛福成等，在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思想交融时期选取了刘师培和钱穆。

　　“江苏籍思想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参与到了中国主流思想的创造和传承。‘发生在江苏的中国思想’‘中国思想的江苏元素’是中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世致用的思想指向、融会贯通的思想气象、革故鼎新的思想追求以及家族相继的思想传承，展现了历代江苏籍思想家的思想风貌，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朱承说。

　　“《精华编》收录的200种经典是编委会专家们从《文献编》5000种文献中优中选优几经讨论修订后确定的，其中许多典籍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产生重要的影响。”据刘雅萌介绍，比如重要的经学义疏体著作《论语义疏》、我国最早的系统性史学理论著作《史通》、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文选》、文学批评的奠基之作《文心雕龙》《诗品》，以及享誉中外的小说名著《水浒传》《西游记》《官场现形记》，乃至对后世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产生深远影响的《九数通考》《肘后备急方》等，都是出于历史上江苏籍作家之手。“《精华编》将这些经典汇聚在一起，让我对江苏深厚的人文传统、丰富的学术文化资源以及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地位有了更为直观的体会与深入的认知。”刘雅萌说。

　　自强

　　发掘江苏文脉精神，让中华古籍“活起来”

　　文化自强，就是要使我们的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影响力，这就需要顺应时代潮流，推陈出新、科学梳理、创新创造、代代传承，不断发扬光大。在《江苏文库》编辑出版过程中，一些稀见历史文献不断被发现，对弥补地方空白、延续地方文脉、弘扬地方文化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今年35岁的赫兆丰是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2016年博士毕业后，开始参与到《文献编》的编纂工作中。

　　“编纂《黄周星诗集》时，原本拟用南图藏本。2019年，《文献编》集部主编徐雁平老师在最新学术刊物上看到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有孤本，较目前国内所有版本多300余首诗作。我们与《文献编》主编程章灿老师商量后，决定不用南图本，委托早稻田大学稻畑耕一郎教授与静嘉堂文库协商，最终拿到了这个文献价值极高的海内孤本。”赫兆丰说。

　　对于选编者来说，最难的就是底本收集。宫冠丽收集到两种孤本旧志《天启淮安府志》和《民国沭阳县志》的过程，既偶然又幸运。

　　这两本方志收藏单位不是地方志系统，《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也未收录这两部志书。宫冠丽曾在淮安市的淮安区锻炼工作过一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当地同事说淮安区图书馆有一部孤本旧志，听到这消息，她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淮安区图书馆，几经周折，终于看到了《天启淮安府志》孤本志书。她的一位同学在沭阳县挂职副县长，分管文化，要筹建沭阳县博物馆，无意中提到沭阳县档案局有一本价值很高的志书。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她和同事立马来到沭阳县档案馆，顺利得到了《民国沭阳县志》底本。

　　“我们《史料编》编写组特别注重地方文献资源的发掘、整理。2019年我们在东台市党史办(方志办)，收集到稀见东台地方文献20多种，包括《民国八年江苏省议会通过两查办案之真相》《东台名人讣闻》《东台县水灾专刊》《东台县私立维东小学二十周年概况》《东台县救济院概况》等，涉及水利、灾患、救济、警政、教育等多方面，其中不少稿抄本堪称孤本，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王婷说。

　　2018年，徐珊珊到凤凰出版社工作，就参与到《史料编》的编辑出版工作。“一些私人藏家的文献，是海内孤本，如《南溪草堂诗略》，是今天宝应曹甸镇崔堡王氏家族的诗总集。课题组的老师最初在博客上发现了线索，随即联系宝应当地相关部门，走访了多位老同志，也查阅了当地的资料室和县档案室，都没能找到。最后几经辗转找到了该文献作者学生的后人，前前后后联系的相关人士有近二十位，才将这部文献收入《史料编》。”徐珊珊说。

　　“翻阅旧志，我感动于地方乡贤对文化传承的坚守。正是他们的坚守，才能将其源源不断地传承下去，让后人感受到传统文化无穷的魅力。”桑荟说。

　　桑荟现在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参与《方志编》的编纂工作。她向记者讲述了历史上两个艰难修志的故事。

　　秦瀛是清代无锡人，少年时期就留心乡梓文献，想要编写县志，可惜因为各种原因没能成功。嘉庆十六年，他因为生病卸任刑部侍郎，担心再也无人修志，向无锡、金匮两县官员极力建议纂修县志，并亲自主纂，最终纂成嘉庆《无锡金匮县志》一书。民国时期，张震南为编纂《王家营志》，在广泛搜集文献资料外，利用授课之余，特别是寒暑假，走街串巷，或访问故老耆旧，收集遗闻逸事;或实地考察，相度形势，辨识陵替;或潜身古渡废驿、庙宇寺观，摹碑录文。这样积累了数年，才着手撰著。“一代代先贤通过方志记录历史，一卷卷方志不仅留住了地方文化根脉，更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桑荟说。

　　今年33岁的韩德洁工作于南京图书馆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参与《书目编》的编纂，主要负责参与基层古籍收藏单位的普查工作。她表示，对古籍的珍爱与保护意识，已植根于南图一代代古保人的文化血脉之中，薪火相传。“当了母亲后，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经常带她来图书馆，带她去看古籍展览，给她讲古籍保护的知识，让小孩从小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份责任。”韩德洁说。

　　“寻找、保留这些江苏记忆，梳理出江苏的文化脉络，发掘江苏的文脉精神，才能让更多的人更加了解家乡、热爱家乡，从而增强文化认同感、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主动地参与到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事业中。”作为凤凰出版社的编辑，徐珊珊说，“我们要顺应信息化时代潮流，让中华古籍‘活起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时代光彩，才能真正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