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风雨五百年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商业文化

　　举商贸之大业，夺金融之先声。

　　这两句话称赞的是山西人经商的才能，晋商风雨五百年，他们所创立的钱庄、票号汇通天下，经营范围包罗万象，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商业文化。

　　□吴慈仁

　　山西人为何要经商

　　在中国古代，有两大商帮，一个是徽商，另一个便是晋商。这两大商帮，一南一北，在中国商业史上写下了各自的传奇。论年岁，晋商是“老大哥”。他们崛起于明初，是靠着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发家的。

　　为何山西人喜欢经商?要知道，古代商人的地位并不高。自秦朝之后，中国人便“重农抑商”。在儒家的眼中，以男耕女织为特征的自然经济是社会稳定的保证。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那些以贩卖转运为业，做事利字当头的商人，不仅不符合儒家“义重于利”的道德规范，也容易让人心思不稳，破坏自然经济的基础。因此商人除了在宋朝能稍微“喘口气”外，在其他王朝都是受打击、受排斥、受歧视的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山西人为啥还要走上经商的道路?答案其实就三个字，“被逼的”。

　　具体来说，山西人在明朝时遇到了“生存危机”。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在明朝时期水土流失的情况还非常严重。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与当时的气候有关，但更为关键的是，在明朝，山西是对抗蒙古的前线，明朝为了备战御敌，在山西境内大搞垦地开荒。大规模的田地开垦和森林砍伐，使得山西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土地变得更加贫瘠。在这种情况下，山西人不得不四处奔波，做商贾来满足家人的温饱。这在山西的县志中就曾有记载：“晋俗倍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耕。”在张四维的《条鹿堂集》中也曾提及：“吾蒲州介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以丁授，缘而取给于商计。”

　　对于当商人，山西人也没啥思想负担。虽然商人在中国古代社会整体地位不高，但是山西人对从商并不排斥。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山西便是中原地区极其重要的交通枢纽，翦伯赞在《秦汉史》中就写道：“(山西)居天下之中，而又为都国诸侯所聚会，故能绾毂东西南北，成为中原商业枢纽。”唐代韩愈有诗云“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描绘的就是山西汾河两岸繁荣的商业景象。这种传统对晋商的兴起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当然，商人也不是想当就当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广阔的市场需求，对商人的发展缺一不可，而山西恰好满足了这几点。

　　从山西的地理位置来看，山西处于“九边”重镇交界之区，联通南北，与北方的蒙古和中亚地区又搭界，自然而然，各方面都处于交通要塞，也使得商业的发展有了条件。

　　就市场而言，明代施行的“食盐开中制”，也为晋商的崛起开发了边境的消费市场。加之山西处于与北方蒙古和内陆搭界的地区，晋商经常奔走于蒙古和内陆，相互交换，各取所需，久而久之也就发展起来了。

　　票号的诞生及业务

　　晋商自从出现之后，对中国商业贡献颇多，这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便是票号的创制。票号是一种金融信用机构，可以把它理解为银行。刚成立时，它的业务主要是汇兑，后来也进行存放款等业务。

　　山西票号具体产生的时间，学术界看法很不一致，这些看法主要有：

　　一、明末清初说。

　　据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转引《中国经济全书》称：“据说开始是山西的康(亢)氏。清初，顺治年间李闯王造反，不利败走时，金子携带不便，把军中所有的金银财宝放在康(亢)氏的院子里而去，康(亢)氏忽拾得八百万两，因此将从前谋一般人便利的山西汇兑副业改为本业，特创票号，至是该地的巨商都是康姓。”

　　近人徐珂《清裨类钞》称：“相传明季李自成携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

　　二、康熙朝说。

　　据何焯《何义门先生集》所载，康熙末年何焯在家时，因生活窘迫，曾将“一应冬衣，俱当在对门当内，因皮钱尤重”，赎不回来，其家人就由原籍苏州向北京天会号汇银九十两，使其“先赎皮袄”。

　　又据康熙四十年《康熙南巡秘记》载：“时济南票号适以银款纠葛事，须时敏亲自料理。”

　　三、乾嘉朝说。

　　民国十二年出版的《晋商盛衰记》称：票商经营，为山西极有名之商业，“创始放前清中叶，当乾隆、嘉庆间”。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称：“溯我票商一业，创始放前清康熙、乾隆时代”。

　　山西票号到底是哪朝产生的，现在还没有定论。不过，自山西票号出现之后，长途贸易渐渐繁荣起来。

　　下面以一则故事说明票号在长途贸易中的作用。假如当时有位山西商人张三，到浙江购买了十吨茶叶，其价格可能近5万两银子，然后运到北方做成砖茶，卖到蒙古和俄罗斯。如果没有票号，张三这个生意就没法做了。

　　原因很简单，买卖东西，讲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要是张三拿着5万两银子从山西赶到浙江，一来非常沉，二来也容易被贼盯上，三来，这么多钱，张三一个人肯定是拿不动的，必须雇人运输，在这个过程中还得防止雇的人反叛。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但是，有了票号就不一样了。张三可以到山西本地的票号分号，把钱存进去，和掌柜的说要汇到浙江。此时，票号会出具一张汇票，然后撕成两半，票号一半，张三拿一半。在付了1%的汇费后，张三就可以带着这一半汇票轻松上路了。此时，票号也没闲着，他们会把另一半汇票送到浙江的分号。张三到了浙江，要先给卖方看看手中的汇票。卖方按时发货后，可以得到这半张汇票，然后到票号分号去兑另一半，即可以提出现银。至此，交易做完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就跟今天的网购一样，买卖双方并不认识，买家先付款，怕卖家不发货，卖家先发货，又怕买家不付款。票号在这个过程中就解决了信任问题。正因为此，票号一经出现，便受到了商人的欢迎。

　　对于票号这个市场，有实力的商帮都想涉足。但最终，山西商人凭借雄厚的财力脱颖而出，建立起了当时遍及全国的票号网络。

　　被新式银行挤压

　　据史料记载，早在道光年间，山西票号便在济南设庄。有数据显示，从19世纪50年代前后到20世纪30年代，在济南设过庄的票号多达19家。最早在济南设庄的票号是日升昌与日新中。据《山西票号史料》记载，1850-1852年间，日新中票号京师分号与济南收会业务额从442两增长到20101两，占当年收会的比例从0.073%增长为3.32%，由此可见，济南的票号贸易非常兴盛。

　　在济南众多的票号中，最著名的当数蔚泰厚。蔚泰厚于道光初年改营票号业务，到1921年正式歇业，历时约九十余年，历经票号业的盛衰全程，是山西票号的典型代表之一。蔚泰厚票号股东为介休北贾村侯氏，首任大掌柜为毛鸿翙。此后，平遥的范友芝、毛洪瀚和杨松龄，介休的赵星垣也都担任过蔚泰厚的大掌柜。

　　蔚泰厚济南分号设立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蔚泰厚设庄于济南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基于蔚泰厚票号的总体布局。光绪年间正值票号发展大盛阶段，在此阶段，票号业务量增多，蔚泰厚也不例外，为了增加营利，蔚泰厚票号增设分号，山东省在明清时期经济迅速发展，蔚泰厚在此设庄也是情有可原。

　　那么，这些山西票号为何要选择济南呢?应该是因为济南的地理位置和行政地位比较重要。济南自春秋战国起，便是重要的交易地区，明清时期，济南交通便利，人口增多，商业繁荣，且官员较多，所以成为票号设庄地之一。蔚泰厚票号于济南设庄后，立足济南，统揽山东省的业务，从史料中可以看出，济南分号也在承办济宁、东昌(今聊城)等地的业务。此外，又在济南分号的基础上，开拓了周村市场，设立周村分号。

　　自蔚泰厚票号济南分号成立之后，在济南社会经济发展中承担重要作用，其在接受济南社会经济影响的同时，亦影响济南的发展，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山西票号逐渐撤离济南。撤离的原因有三。第一，是济南近代银行的设立挤压票号业务。济南最早的近代银行是山东通济官钱局，1901年改为山东官银号，主要业务为发行钞票、经营存放款和汇兑银两。此外，清朝末年在济南开办的新式银行还有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近代银行和票号业务类型相似，二者属于“替代品”，在济南经济形势并不好的时候，近代银行的增加势必挤压票号的业务，导致票号撤庄。

　　第二，山西票号整体处于衰败阶段。后期，山西票号固步自封，不思进取，自身竞争实力已经大不如前，加之社会环境动荡、战争不断等外部因素，辛亥革命后，票号数量在逐渐减少。

　　第三，这个时期政局动荡，济南战乱频发。辛亥革命后，济南与许多地方一样起义频发，时局混乱，导致工商业等受到重创，票号无法收回放款，且战争本身就会致使票号财务受损，在这种情况下，票号信用无法维系，业务不能开展，便不得不撤庄。

　　虽说山西票号从济南撤离了，但是它们对济南商业做出的贡献，不可磨灭。